为发挥先进典型的激励作用，促进党纪学习教育与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有机融合，引导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现刊发“廉政小故事”第三期，故事由第一、第九、第十党支部整理提供。 

后勤供给员田伯斌

田伯斌，字江明，1920年3月17日生于湖南省原大庸县枫香岗李家山村，7岁随祖父入私塾，14岁辍学务农。

1934年11月24日，红军占领大庸县城。他听到消息，第二天就上街报名参军。母亲看他年纪小，怕吃苦，要他回家，他说：“守在家里受欺压，不如当红军和地主、官府斗。”红军领导人见他年纪虽小，但决心大，斗争性强，遂吸收他入伍，分配到红四师十二团一营当通讯员。

1935年3月，红四师参加了鸡公垭战役。15岁的田伯斌，机智灵活，作战勇敢，亲手毙敌二人，伤敌一人，得到了领导的夸奖，提升为班长。6月，又参加包围龙山县城和忠堡战斗。11月，随部队长征。1936年3月，部队进入乌蒙山区，与敌人展开了历时一个多月，长达一千多里的大回旋战。途中他患感冒发高烧，不能行军，连长将他寄留在少数民族老乡家里治病。病愈后老乡要他留下，他想，国难当头，作为一个红军战士，应该冲锋杀敌，岂能贪生留在后方？便谢绝了老乡的好意，重新踏上征途，按照连长走时交代的路线，日夜赶路，以顽强的革命意志，战胜了病后的虚弱和途中的饥饿、疲劳，克服了道路险阻、方向难辨等困难，走了半个多月才赶上部队，接着投入了抢渡金沙江的战役。

在长征途中，他作战勇敢，对同志热情诚恳，乐于助人。特别是过雪山草地，他打前站就筹备给养，在后边就收容伤病员，还经常帮战友扛枪，背背包，搀扶走不动的战友。由于他表现突出，不久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并提升为司务长。到达陕西后，四师驻防富平庄里镇，守卫陕甘宁边区门户，堵截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。1936年底，国共第二次合作，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，他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粮秣员、会计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三五八旅挺进晋绥，在大青山打游击，他任绥西支队三营会计。1938年12月，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大资产阶级亲日派公开投敌；亲英、美的蒋介石集团，在日寇引诱下，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。他们互相勾结，对我大青山游击区实行残酷的军事合围和经济封锁。田伯斌率领后勤人员，千方百计保证部队给养。他们穿着敌军的服装，机智灵活，潜入敌后筹集粮秣，突破重重封锁，运进大青山。

战时，田伯斌又带领炊事员，冒着枪林弹雨，把饭送到战场上。经过严酷的战火考验，1939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抗战的艰苦年代，他先后在绥中骑兵支队、绥南骑兵一团、塞北分区等敌后战斗部队任会计、供给主任。他们响应毛主席的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的号召，组织部队开荒、种粮食蔬菜、喂猪、纺纱织布，发动后勤人员自制腌菜、酱菜、干菜等供给部队。还经常到山西河北等敌占区，依靠地下党组织和拥护抗日的民主人士，采购棉花、布匹等，运进大青山，作军服被子，使八路军部队能坚持长期抗战。

1943年，绥南骑兵一团在山西右玉县与日军作战。日本飞机轰炸时，他和团政委刘仲民隐蔽在一起。当看到一枚炸弹落向身边时，他毫不犹豫地扑在刘政委身上，用身躯掩护首长。刘政委安然无恙，他头部负了重伤。经战地医院抢救，挽回了生命，但弹片无法取出，一直留在颅骨，因此被评为三乙级残废。

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，他调骑兵旅二团任供给主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升任骑兵旅供给部副部长。因他长期从事会计、供给工作，积累了丰富的后勤工作经验，1951年，被调任为西北军区第一后勤学校第一大队大队长。1956年，国防部授予他中校军衔和“八一”“解放”“自由”三枚勋章。

田伯斌忠于党的事业，热爱本职工作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在后勤学校工作期间，他带病坚持工作，对学员言传身教，严格要求，将从事后勤工作的好经验、好作风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，为我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后勤干部。他生活朴素，严以律己。建国后军区为军官修建了几栋宿舍楼，按照老红军应当享受的待遇，他完全可以搬进宽敞舒适的楼房，但每次他都让别的同志先住，自己与爱人和五个儿子始终住在拥挤狭窄的“八一大院”。由于战争年代生活艰苦，田伯斌又负过重伤，体质很差，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夜以继日地工作，积劳成疾，于1962年12月24日在兰州病逝，年仅42岁，葬于兰州烈士陵园。

陈云：严于律己 清正廉洁的典范

陈云一家原先住在北京市北长街上，房子受到地震影响出现了开裂，被定作危房。当时计划翻修一下，设计和预算都已到位，但在最后时刻，陈云告诉身边人：“这件事不能做，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。”最终，工作人员用铁管子在陈云办公室搭起一个防地震的架子，上面铺着厚木板。陈云就在这个“铁框框”里坚持办公，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搬至中南海。

同时，陈云也严格要求家人、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，要他们“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，不搞特殊化”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，夫人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。于若木本来完全可以搭乘陈云的汽车上下班，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机关，没搭过一次车。陈云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家风可见一斑。

邓可运：守着粮食挑子却把自己饿倒的粮草官

邓可运，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天门县一户农家，自幼便知粮食得之不易。

1930年，邓可运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参加革命工作后，他曾担任红3军8师经理处粮秣科科长、红2军团供给部粮秣科科长、红二方面军供给部粮秣科科长等职务，具有筹集和运送军粮的丰富经验。

第五次“反围剿”失败后，红军被迫长征。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和政委陈培荫的命令，运粮到正在前线作战的红二十四团。由于缺少马匹，运粮只能由人力完成，邓可运带队，率领由24人组成的运粮队，每人肩挑两箩筐稻米，160多斤，徒步300多里路来运送粮食。

出发前，邓可运给运粮队的每位战士分发了五个糠菜团子，作为他们的口粮。运粮队出发后，战士们挑着粮食日夜兼程，少有休息，头一天便走了120多里路。第二天傍晚，运粮队员每人携带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，队员们都饥肠辘辘，难以前行。于是，邓可运下令运粮队原地休息，生火做饭。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，架锅生火，准备煮饭。

这时，一位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，邓可运急忙制止了他，并把已经倒入锅里的大米捞出大半。他带着队员们挖来野菜，放到锅里煮着吃。就这样，运粮队员们守着一筐筐的大米，却只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充饥。晚饭过后，邓可运将队长刘海门叫到一旁，向他说明了粮食的紧缺。他告诉刘海门，前方的战士流血流汗，更加需要这批粮食。同时，身为运粮队的一员，要认清自己的职责，不能利用职务之便占便宜，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。邓可运语重心长地的话语让刘海门受到很大触动。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对邓可运的廉洁奉公更加敬佩不已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，不吃或少吃粮食，运粮队战士们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，也纷纷效仿。

第三天午后，眼看就要到达前线，运粮队伍里却传来了“咚”的倒地声。大伙儿循声望去，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，挑着的两箩筐米也撒在地上。这时，恰巧贺龙军长经过，认出了这位粮草官。他急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，扶着邓可运喝下，关切地问其晕倒原因。还未等邓可运张口，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：“贺老总，邓处长是饿的，他一路为了省粮食，自己很少吃粮食，光吃野菜。头一天上路，一人发了五个菜团子，他舍不得吃，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。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，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，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……”贺龙听罢，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，说：“同志哥哟，有你这样的好同志，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。”

饿倒在挑子旁的运粮官邓可运是战争年代一心为党、忘我奉献、廉洁奉公的典型。他与千千万万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一起，共同谱写了百年党史的恢弘历程，共同构建了党的红色精神，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，为我们党的发展提供了磅礴的精神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