廉政小故事第一期

 

为发挥先进典型的激励作用，把党纪学习教育融入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之中，引导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现刊发“廉政小故事”第一期，故事由第一、第二、第六党支部整理提供。

彭显伦：廉洁奉公的“后勤管家”

1895年11月，彭显伦出生在广东省南雄县上朔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红一军团供给部出纳科科长、八路军第115师供给部政委、滨海军区后勤部政委、华东军区供给部政委、山东军区后勤部政委……这一系列职务，表明彭显伦不是一位冲锋陷阵的猛将，却是一位人民军队中出色的“后勤管家”。

彭显伦1930年参加红军时，已经35岁，由于上过几年私塾，会写字，会打一手好算盘，加之年纪偏大，老成持重，做事稳妥等，因此被分配到后勤部门，负责后勤供给。

彭显伦的革命生涯中，几乎整天与钱物打交道。他总是紧跟着前线战斗部队在火线上，收集从敌人手中夺取过来的物资，比如武器、弹药、服装、粮食等，迅速处理并做好配送工作，使部队很快地得到弹药装备的补充，保证了部队迅速行动和作战。

在1933年红军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，彭显伦随前线部队收集战利品时，被敌机扫射，右脚负伤很重，但他仍坚持从战场上收集敌方的武器弹药，后来被战友强行送往医院治伤。

1934年春末夏初时，部队进到福建宇洋县境一个山区，他率领几个工作队员深入到距红军驻地二、三十华里地区执行收集工作，被当地小股敌人发现，工作队被敌包围。他率领工作队冲出重围，为部队带回了相当数量的经费。

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候，彭显伦带着后勤人员翻山越岭，宁可扔掉食物，也绝不丢掉背包里的纸币，那是红军的救命钱。

一生与钱物打交道的彭显伦，对自己却极抠门。有一件衣服，他从1937年穿到1944年，打了21个补丁。夏天把棉花掏出来，变为夏装，冬天塞进棉花，又成冬衣。

长期的艰苦生活，使彭显伦患了肺结核病。根据地里药品奇缺，更没有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。组织照顾他，每个月特批给他两只鸡，还有一点鸡蛋和白糖，但彭显伦却说，现在是困难的时候，大家生活都很苦，我不能搞特殊，经组织派人多次劝说，他才勉强答应留一部分。

彭显伦不但对自己极其苛严，而且也从来不为家属和乡亲牟取私利。1950年春，彭显伦轻装简从，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探望，有些亲戚认为他已当上大官，手中有权，希望他拿些钱给家乡和家中使用。彭显伦听后，便耐心地解释说：“我手上是有钱有物的，但那都是公家的，一个铜板都不能乱用，我只有身上穿的衣服，才是我自己的……”说完，他当场把身上穿的一件毛衣脱下，送给了对方。

即使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彭显伦也不会给任何特殊照顾。彭显伦参加革命后，把大儿子留在老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却让大儿子继续在老家务农。1958年5月1日，身患肺结核多年的彭显伦，与世长辞。从农民到人民军队“后勤管家”，彭显伦一生永葆廉洁奉公、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，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。

范子瑜，湖南省大庸县（今张家界市永定区）人。1934年10月正式参加革命工作，193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管理部部长，第二物资计划部部长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部长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、顾问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范子瑜同志戎马一生，为党和军队的后勤保障事业甘当孺子牛，永葆清廉本色，堪为后世典范。
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革命斗争面临条件艰苦、环境恶劣、作战频繁的“内忧外患”局面，范子瑜和其他财会人员通过联系群众、积极工作，战胜种种困难，努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1935年秋，范子瑜在参加红军攻打津市、澧州、石门县、临澧县的战斗中，组织人员筹集到20万块银元及大量物资，其中有对红军十分宝贵的100多箱药材和通信联络所紧缺的器材，为红二、六军团长征做了物质上的准备。

在当时物资非常匮乏、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，以范子瑜为代表的红军供给财会人员很重视管家理财工作，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，从机关到连队都设有伙食报表，每天统计人员增减情况，客饭人数，坚持一旬一报。结算中，除自己筹措的收入外，对其他收入的多余部分，逐级上交，不足部分，由供给机关予以补助。由于范子瑜对财务管理有序，后勤保障有力，多次受到贺龙同志表扬。

范子瑜同志在京身居要职时，家乡经常有人进京托他打招呼安排工作，都被他断然拒绝。有人对此不理解，认为：“范子瑜既是国家商业部部长，又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、顾问，手中有权也不用。”但也正因如此，范子瑜用更加严格的标准从严要求自身，他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党和军队的后勤保障事业，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生为党当好后勤部长的庄严承诺。

杨立三：清正廉洁 勤恳节俭

杨立三（1900-1954），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人民军队后勤工作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，军事财务专家。

杨立三一生清正廉洁，严于律己，勤恳节俭，不尚奢华。中央军委后勤部在石家庄工作期间，杨立三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大家开荒种菜，后来杨立三去华东前线指导后勤工作，秘书仍将业余生产所得红利分给他，但杨立三认为自己出差多，劳动少而予以回绝。于是给秘书处写了一封便笺，内容如下：“基于下面两点理由，把分给我的钱退回去。一、无功不受禄；二、攫取他人劳动果实，谓之剥削。古语今云，其义一也。”

作为总后勤部部长和食品工业部部长，杨立三手下管着许多工厂，搞服装的，食品的样样都有，可他从来不搞试穿，试吃那套，穿的绿军衣，吃着买来的饭，不占公家一点便宜。他淡泊名利，从不出风头。在工作上要求很高，对物质利益则看的很轻，1952年“三反”时，秘书处管理科的同志把他的全部家当算了一笔账，结果连床加在一起才值30多元。这就是一个人民军队总后勤部部长的全部物质财富。

朝鲜战争爆发不久，杨立三患病住院，出院后身体仍很虚弱，当时秘书处每天送点水果到杨立三的办公室，杨立三看到后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，信的内容如下:“我从医院回来3天了，不知从哪里又来了一个新制度，每天配给水果了。第一天送来水果以为是偶然的事，第二天我就有点怀疑了，但今天仍然又送来了，这就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成为规矩了。查我们吃小灶的，小灶规定是两个菜一个汤，并没有规定有水果。现在不知不觉来了水果，这完全是超制度的了，超制度就是违法。我既从来未享受过此待遇，上级也未规定有，又何必使我们违法呢？因此，从今后不得再超制度送水果来，送来也不收。同时小灶也必须坚持两个菜一个汤的规定。如其他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见的话，则对我必须如此，其他我可以不管了。并应将这几天要送水果的原因告之我。”秘书处本想对患病出院后身体仍很虚弱的杨部长有所照顾，却想不到遭到了他的严厉批评。

作为人民军队后勤奠基人，杨立三一直秉持着“克己奉公、清正廉洁”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。

洪学智：秉正廉洁的“红管家”

洪学智（1913年2月2日---2006年11月20日），安徽金寨人。1929年3月参加革命，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革命生涯中，历任班长、排长、连长、团政治处主任、师政治部主任、军政治部主任、副师长、军区副司令、军区司令、纵队司令、军长、兵团副司令等职，参加了长征、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、渡江战役等，战绩斐然。洪学智将军两度出任总后勤部部长，掌握军队的财务大权。他带头执行廉政规定，从不利用特权为自己及家人谋取私利。

洪学智将军曾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人生一世，不管什么时候，都不要去贪图小利。”他以身作则制定了“八条铁令”:1.不管是我的家人还是别人，不该办的事一定不能办；2.任何时候都不许用公家钱请吃请喝；3.部队和下级送礼一律不收；4.下部队吃饭必须交钱，账不结清不走；5.下部队严格执行就餐标准；6.就餐时摆酒一律不喝；7.饭桌上不许有剩饭；8.出差不允许子女搭公车。

洪学智将军经常到部队、地方巡视调查，遇到部队与地方领导送礼，他一概拒收。

有一次，洪学智将军到内蒙古视察，当地领导安排参观鄂尔多斯羊毛衫厂。厂里为表示欢迎，也为了扩大产品宣传，为洪学智将军准备了几条羊绒衫，希望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千奋勇代为转交。洪学智将军的随行人员邢秘书得知后，说，“首长有自己的规矩，他不会收的。”千主席解释道：“只是请首长帮助扩大宣传，我直接去跟他解释。”最终，洪学智将军也没有收下羊绒衫，悉数退回了。

“宁廉洁正直以自清”，洪学智将军不为物欲所动、不受私情所累的情操正是对“廉洁自律”的绝佳诠释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的行为典范。今年1月，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，总书记重申，要“积极宣传廉洁理念、廉洁典型，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”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先辈精神警示自己，始终保持廉洁自律的政治本色，心有所戒，行有所止，让廉洁纪律入耳、入脑、入心，养浩然正气，修赤子之心！

朱德的清廉家风

朱德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。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，深深地影响着朱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使他养成了勤俭廉洁的好习惯，一生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、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。“忠诚、厚道、勤奋、努力”这八个字是朱家家风的深刻内涵。

正道而行

1895年除夕，朱家被迫退佃搬家。“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。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。”家的破裂，让朱德对于美满的家庭生活更加向往，同时“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，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。”从此，朱德的家庭观即从小家庭扩大至大家庭，进而逐渐延伸至整个社会。正如朱德在《回忆我的母亲》一文中所写：“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？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，尽忠于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希望——中国共产党，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。”

朱德也是这样要求后辈的。战争年代，朱德表示“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”“除了能作战报国的人外均不宜来”。建设时期，他更加注意对于后辈的约束和培养。他对孩子们说：要尽到我们的责任，把你们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！1974年，儿子朱琦去世后，有关部门把朱德的一个孙子从外地调回北京，以便照顾他。朱德知道后，极不高兴。他提出要把孩子调到基层连队去，并严肃地说：“我不要孝子贤孙，要的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”

规矩意识

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，朱德说“历来听党安排，派什么做什么，祈无顾虑。”而作为家长，朱德却对后辈有着严格的要求。他要求孩子们不要有特殊思想。

朱德跟家人约法三章：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；不准亲友相求；不准讲究吃、穿、住、玩。他常说：粗茶淡饭，吃饱就行了；衣服干干净净，穿暖就行了。不然就不能到工农中去了。干部子女往往自以为比别人优越，这是十分要不得的。

他要求孩子们要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。朱德一直强调，生活上你们要自力更生，不要依靠我，也不要靠我去当官，一定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实干为国家作出贡献。儿子朱琦曾在战斗中负伤，转业时朱德叮嘱他：“转业到哪里，安排什么工作，要完全听从组织分配；无论做什么，都是革命的需要，都要干好，务求上进。”朱琦后来分配到石家庄铁路机务段，从当练习生干起，再当司炉，而后才当上司机。女儿朱敏一直从事着普通的教师工作。朱德要求她搬到学校住，不要老回家，要好好工作，和群众打成一片。

他要求孩子们守规矩，讲纪律。他在家中既不讲党内和工作上的事情，也从不夸耀自己的过去。孩子们回忆说：“他老人家的保密观念极强，有些密级很高的事情他连与他一起战斗一生的奶奶都不讲。很多事情我们也是从解密的资料中了解到的。”他更要求孩子们弄清公私之分。他常说：“我是无产阶级的一员。我的东西都是公家的，我死后一律上缴，只有我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，你们可以拿去学习。我只有两万元存款，我死后把它交给组织，做我的党费。”

勤俭持家

朱德年幼时，家境十分艰难。但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，也勉强过得下去。这种“聪明能干”就是精打细算、勤俭节约。1944年，朱德在回忆母亲时还深情地说道：“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，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，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，是母亲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，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。”受此影响，朱德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。战争年代，他是普通一兵，是忠厚随和的伙夫头，是朴素浑如田舍翁的老农民。和平时期，他虽然身居高位，但依然克勤克俭，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。

同样，朱德也把这一良好的作风传承了下来。他一直要求孩子们艰苦朴素，勤俭节约。他严格控制家庭日常开销，每月的伙食费、水电费、书报费、衣物费、杂支等项目非常细致清楚，孩子们就连添置必要的衣服和用具都要征得同意，并一一记账。朱德还要亲自检查这些开支。在他的要求下，孩子们的生活也极其简朴。衣服总是大孩子穿了后再留给小的穿，破了缝缝补补继续穿；鞋子通常是从军队后勤部门买来的战士上缴的旧鞋。而每当孩子们回到家中，朱德都要他们接替服务人员的工作，还经常带孩子们到地里劳动，学习刨地、下种、施肥和管理。他说：“你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弟，不热爱劳动，不艰苦奋斗，怎么能够为人民服务呢？”1963年12月26日，朱德还给儿子儿媳题词：“勤俭建国，勤俭持家，勤俭办一切事业。”

朱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几十年，他没有丝毫倦怠，保持和发扬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革命精神和作风，一身清廉，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表率。